按语：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对等关税”政策，中国能源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传统能源的贸易影响，到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全球布局受阻，关税升级在多维度上冲击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与市场份额。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能源产业的多方影响，特别是在供应链、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压力。同时，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加速市场多元化、技术升级、政策协同及国际合作等多项措施，力求为中国能源产业提供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建议。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华加征34%的“对等关税”，叠加此前已生效的20%基准关税及部分行业原有税率，以及本次对等关税 34%，总计约54%，高于越南（46%）、柬埔寨（49%）等东南亚国家。政策覆盖《协调制度》98 章中的 90% 商品，包括机电产品（38%）、纺织品（42%）、化工品（35%）等核心品类。

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246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近15%。多数机构和学者认为，短期内这一政策将显著影响中国对美出口，预计可能对中国GDP增速造成0.6-2个百分点的直接冲击。

一、对中国能源产业的多维度冲击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对中国能源产业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既涵盖传统能源贸易的间接冲击，又波及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全球布局。

（一）光伏产业：东南亚产能面临成本抬升

从需求方面看，据IRENA及EIA，特朗普第一任期间美国累计光伏装机CARG为21%，低于奥巴马（42%）及拜登（23%）任期值；特朗普2.0时代，依旧延续“美国优先”以及振兴传统化石能源、加速实现“能源独立”的政策原则，叠加本次“对等关税”的叠加，将大大降低美国本土的新能源项目投资热情，若IRA本土化补贴也取消，美国本土制造能力匮乏也将导致装机需求进一步下滑，未来北美新能源需求市场或将大幅下降。

从供应看，本次特朗普全面加征34%的“对等关税”，叠加上任初期对我国加征的10%、3月4日加征的10%以及原有条款（301条款的50%），即使不考虑对于光伏产品的特定性政策，综合税率已超100%，直接出口本土几无可能。而转口贸易国家，尽管为应对美国的贸易壁垒，中国光伏企业提前布局东南亚建立产业链向美国出口组件，去年10月美国已经对东南四国进行“双反”调查，再加上本次“对等关税”的边际变化，东南国家的光伏转口贸易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多项政策叠加将极大削弱中国光伏及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迫使中国企业在美市场份额继续缩水。

（二）新能源汽车：出口壁垒进一步强化

今年3月特朗普政策已经宣布对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相关措施于4月2日生效，根据白宫的本次加征关税的政策说明，已经加征关税的钢/铝制品和汽车/汽车零部件、铜、药品、半导体和木材制品以及金银和其他美国没有的能源和矿产不受“对等关税”制约。

据公开资料，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1288万辆，全球占比60%，出口量128万辆，覆盖70多个国家；对美汽车零部件的出口额达到101.1亿美元。尽管本次关税调整没有涉及到汽车，但如果“对等关税”叠加到动力锂电池已有的25%关税上，则动力电池综合税率将接近60%，将进一步压制锂离子电池的出口以及转出口。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锂电池金额达到153.1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创下历史新高，占中国锂电池总额的25%。接近60%的综合税率将迫使美国汽车制造商调整供应链， 减少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严峻考验着中国车企的出海韧性，更将重塑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格局。

（三）传统能源贸易：间接影响与战略博弈

美国在此次“对等关税”政策豁免了原油、天然气等能源商品的关税，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并保持能源供应的稳定性。然而，这一措施可能削弱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筹码，特别是对沙特、俄罗斯、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影响。美国的政策变化可能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加剧，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

对于中国而言，“叶春能源”公众号曾在《反制特朗普“关税大棒”，中方加征煤炭、LNG、原油等关税影响分析与应对策略》（2025年2月5日）一文中详细分析过影响：从长远看，美加征关税不会对我国能源安全供应带来根本威胁。但要关注的是，加拿大与美国互为最大的能源进出口国，美国与墨西哥的能源贸易也数量较大，都大大高于对我国的能源出口，关税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一定范围将改变全球的能源贸易流向，已有市场参与者正在考虑将原流向美国的原油等资源，转向包括亚太地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市场，墨西哥也在考虑从他国进口原油，取代过去来源于美国的进口，进而影响中国的能源采购渠道。特别是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时，中国可能面临更高的能源采购成本，甚至可能被排除在一些能源合作项目之外，影响能源多元化战略。

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还表示将考虑对任何直接或间接进口委内瑞拉原油及精炼产品的国家的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而中国目前是委内瑞拉最主要的石油购买国。

（四）产业链外迁：压力与投资不确定性增加

近年来，中国能源企业加速海外布局，尤其是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寻求成本优势和市场多元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特别是对东南亚的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这些市场作为转口贸易中介的作用。关税的增加导致许多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转口的路径受阻，增加了成本和市场准入的难度。越南许多企业发现，原本的成本优势消失，投资回报面临重大风险。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对半导体、关键矿物等领域可能加税，这增加了企业的战略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中高度依赖特定原材料，特朗普加税可能会迫使企业寻找替代供应源，从而降低对单一国家或区域的依赖。

二、应对策略建议

面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挑战，中国能源产业应从多个维度着手，采取多元化的应对策略，既要降低外部风险对产业的冲击，也要推动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加速市场多元化，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一是开拓新兴市场。当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在光伏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光伏企业应加速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本地化生产布局，借助这些市场的政策支持，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分散市场风险。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应积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推动电动汽车及零部件向新兴经济体的出口。

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加强能源产业链的合作，可以有效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拓展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

二是强化区域产业链协同。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柬埔寨等国，建设更为完善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提升产能的协同效应。比如，光伏企业可在当地布局硅片、电池片生产基地，并建立销售渠道，优化生产和物流体系，降低单一环节的关税敏感性。这一策略有助于在全球能源产业链中建立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减少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二）促进技术升级，优化成本结构

一是提升产品附加值。面对关税壁垒，中国能源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尤其是通过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例如，光伏行业可加大TOPCon电池、钙钛矿技术等高效电池技术（如）的研发投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则可加速电池技术和智能化汽车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不仅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在关税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下，技术进步成为减轻负担的重要手段。

二是垂直整合与本地化生产。中国企业应借鉴隆基绿能、晶科能源等国内领先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的经验，推动在美国及其他重要市场的本地化生产。例如，光伏企业可以在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基地，利用当地的政策支持和关税豁免，降低出口关税的影响。垂直整合有助于提高产业链控制力，减少外部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三）强化政策协同，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一是加强关税对冲机制。政府可通过出口退税、汇率调控等手段帮助企业降低关税负担。例如，在光伏产业方面，可以对受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临时性补贴或财税政策支持，减轻企业的短期负担。此外，财政政策的灵活性也能有效帮助企业应对政策波动。

另外，政府还可以引导资本市场投资于能源产业，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设备更新，帮助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是加快内需市场扩展。随着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新能源装机需求的增长。例如，加速风电、光伏项目的“大基地”建设，同时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增加地方政府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通过加速国内市场的开发，弥补出口市场需求的不足。

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加大对新能源企业的激励措施，推动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等政策的出台，为企业提供更稳定的融资支持。

（四）推进国际谈判，促进多边合作

一是联合其他受冲击国家，推动规则重构。美国的关税政策不仅对中国造成了影响，也同样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应与欧盟、东南亚等受冲击国家建立战略联盟，联合抵制美国单边主义政策。通过多边渠道，如WTO争端解决机制、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争取更多的规则话语权，推动全球贸易秩序的公平化。

同时，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中国应提出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通过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合作，提升中国能源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领导地位。

二是利用美国国内的企业反对力量。美国企业界对高关税政策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尤其是一些汽车制造商和零售商。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游说美方的利益集团，推动这些企业施压美国政府调整关税政策，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领域。这种策略可以通过调动商业力量，促使美国政府对关税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

（五）加强风险管理，提升供应链韧性

一是分散供应链风险，减少单一依赖。中国能源企业应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降低对单一地区的依赖。例如，可以在不同国家建立多个供应链节点，分散来自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特别是在关键原材料如多晶硅、锂矿等方面，应加强资源供应的多样化，确保产业链的安全性与韧性。

二是利用金融工具防范市场风险。中国能源企业应积极利用期货市场、能源价格保险等金融工具，锁定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企业可考虑运用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为进出口贸易和生产运营提供风险对冲。此外，保险产品也可用于覆盖供应链中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确保企业的稳定运营。

三、重构全球化竞争逻辑

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等关税”政策不仅延续了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全球能源竞争逻辑重构的标志。随着全球能源竞争多维化，中国能源产业需在多个领域实现战略突破，才能在变局中掌握主动权。

（一）全球能源秩序的多极化重构

全球能源体系正经历去中心化的转型。美国通过关税壁垒强化本土能源产业，欧盟推动清洁技术的本地化生产，这些举措反映了传统能源消费国对供应链安全的高度关注。全球能源竞争不再单纯依赖成本效率，区域化、近岸化的供应链网络正在加速形成。中国需要重新评估海外投资策略，在东南亚布局光伏产能时，亦需同步构建上游材料的区域供应网络，确保不受单一环节限制。同时，中俄能源走廊的深化和卡塔尔LNG长约的签订，正在构建横跨欧亚的“能源安全三角”，为多极化格局提供战略支点。

（二）新能源产业“三位一体”竞争

中国在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但未来的竞争焦点将从产能竞争转向技术、标准和市场三方面的综合比拼。

技术创新方面，推动钙钛矿电池、固态电池等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如隆基绿能的晶硅-钙钛矿叠层电池已达到34.6%的转换效率，较传统技术提高约40%。

标准输出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主导的智能电网标准和电动汽车充电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市场规则重构方面，在RCEP框架下推动区域性碳关税互认机制，以对冲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影响。

（三）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竞合创新

能源转型不仅仅是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更需要探索融合路径。中国石油企业正在通过绿色化转型、基础设施复用和产业链跨界延伸等方式实现转型。中国石化绿色化传统业务，在新疆油田试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将CO2用于提高原油采收率。国家电网复用现有基础设施，利用加油站网络建设“光储充”一体化站点，已在长三角地区建设了超过5000座综合能源站。中海油与宁德时代合作跨界延伸产业链，开发海上风电配套储能系统，将油气平台改造为新能源枢纽。

这种“化石能源+新能源”的混合模式不仅规避了传统能源资产搁浅的风险，也推动了低碳转型。预计到2040年，这一模式将贡献全球15%的能源供应增量。

（四）地缘政治博弈下规则重塑

能源竞争的核心已转向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美国通过“友岸外包”政策构建清洁技术排他性联盟，而中国可以打破这一格局。强化多边机制创新，推动设立“全球清洁技术转移基金”，通过技术共享换取市场准入。推进深化区域合作。与东盟共建“新能源自贸区”，实行零关税政策，形成抗衡美欧关税的“绿色贸易圈”。加快金融工具应用，扩大人民币在大宗能源商品结算中的使用，目前中俄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比例已达85%，未来可延伸至新能源矿产贸易。

（五）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

智能化技术正重新定义能源产业，中国能源行业应抢抓机遇。一方面，建设AI驱动的能源互联网。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旗下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能源云平台累计接入新能源场站超650万座，通过机器学习优化风光储协同调度，使弃风弃光率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区块链赋能碳资产管理。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光伏电站的发电数据上链，生成不可篡改的“绿证”，帮助企业突破欧盟碳关税的数据追溯要求。

这种技术融合不仅提升了能源系统的效率，还催生新的价值分配体系，未来能源巨头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从资源储备转向数据算力。

全球能源竞争逻辑的重构标志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中国能源产业若能在技术、标准、数字化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突破，将有望从规则适应者转变为规则定义者。通过“光伏+生态修复”模式等创新，推动新能源与全球生态治理议题深度结合，中国可在21世纪重塑能源文明。能源产业需保持战略定力，展现出引领变革的智慧与担当，才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